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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八月
八月
“博士！搏仕！”内地教育功利化浪潮下，官员和老板涌入校园争戴博士帽，博士生泛滥成灾，学生质素却江河日下。刚刚面世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披露，中国已成为博士生产大国，博士学位注水严重。有学者指，代表教育顶尖水平的博士生大跃进，进入批量生产时代，凸显中国教育制度弊端重重。
博士生大幅扩招，博士生导师（博导）数量却未能相应增长。《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指，大部分博士生导师认为自己指导的学生不超过6名，但有46%的博导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竟高达
数目年增逾2成 多过美国
1999至2009年间，内地在读博士生人数由5.4万人增至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4.56倍，年均增幅超过2成。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博士生大幅扩招，博士生导师（博导）数量却未能相应增长。《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指，大部分博士生导师认为自己指导的学生不超过6名，但有46%的博导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竟高达
47名，成为最牛博导。学生过多导致博导分身乏术，有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
创新能力 68%雇主评一般
对雇主的调查显示，50%的雇主认为，中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在对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认为“一般”和“差”的雇主占68%。该书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指出，国外一流大学博士淘汰率高的可达40%，但中国采取的是“严进宽出”政策，“没有淘汰机制，质量也就没有保障，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
调查还发现，博士生已成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一半以上的课题任务，甚至有的课题100%由学生完成。周光礼透露：“有的博导连学生的论文都不看，纯粹就是老板，师生关系变质成雇佣关系。”
学者促教育制度 摒除功利
博士论文答辩也充斥着潜规则，不少导师只邀请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专家参与评审，无论对方是否该领域的专家，甚至论文答辩也成为拉关系的手段。书中指出，在当前的导师制下，博士生的品质保障取决于导师，但品质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导致博士培养品质下降。教育学者熊丙奇直言，博士生教育本是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但在中国已经异化为“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甚至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要改变博士“通货膨胀”的现状，有关方面应该让博士教育只保留学术功能，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为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摒除功利色彩。
内地官员读博蔚然成风，重庆市区县高层领导中，竟然有一半在同一间大学攻读博士。耿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忍无可忍，拋出一句︰“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引来热议。
高官争相读博 全为升官
“官员级别愈高，读博就愈容易。”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直言，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动用公共财政占用教育资源，为自己的前途牟利，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他提案建议清理官员读博，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公正。他认为，官员争相读博士捞文凭，学历沦为晋升工具，助长了学术腐败。况且官员读博假多真少，毕业论文也请人代劳或抄袭，极大地伤害了教育的公平性。亦有大学领导为了争取更多资源，主动拉拢官员读博，甚至有高校以自己所带学生的行政级别为荣，“官员读博使大学这一清高之地变得污浊不堪，使博士这一崇高学位变成权力的附庸！”
也有学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在于教育领域的去行政化，增强高校的独立性，并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官员晋升评价体系。
“为甚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生前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成为“钱学森之问”。他也曾向总理温家宝进言：“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这是很大的问题。”
中国僵化功利的教育制度饱受抨击，填鸭式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令学生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复旦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朱维铮坦言，当下的教育制度不是培养大师的制度，“我们的教育要根据孩子的特点循循善诱，教他们学会独立地思考，而不是教他们学会服从。我们的教育应该提倡一种精神，那就是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不畏惧任何的权威，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
中国僵化功利的教育制度饱受抨击，填鸭式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令学生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复旦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朱维铮坦言，当下的教育制度不是培养大师的制度，“我们的教育要根据孩子的特点循循善诱，教他们学会独立地思考，而不是教他们学会服从。我们的教育应该提倡一种精神，那就是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不畏惧任何的权威，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
（摘录自香港经济日报）